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，平均年龄推迟了近四岁

1月17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人口数据，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为14.11亿人(包括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，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)，较2021年年末减少85万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6.77‰，人口自然增长率-0.60‰，这是我国自1960年(-4.57‰)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呈现负数。

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，涉及社会经济、文化等诸多方面，婚育时间推迟是直接原因之一。

初婚人数创新低

据国家统计局《中国统计年鉴2022》显示，2021年我国初婚(即第一次结婚)人数为1157.8万人，比去年减少70.8万人。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，创下自1985年以来的新低。

从近20年来的数据上看，我国初婚人数的顶峰位于2013年，达到2385.96万人。自2013年以来，初婚人数连年下降，去年我国初婚人数仅为8年前的48.5%。

而在年龄上，根据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——2020》，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.67岁，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(24.89岁)推迟了近四岁。

具体到各省，我国各地初婚人数差距颇为明显。2021年广东、河南初婚人数位列全国前二，分别为98.74万人、92.12万人，而宁夏、青海、西藏三省的初婚人数均未超过8万人。

经济压力或成结婚最大阻因

根据微博话题#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了#的相关投票数据显示，在超过4.4万张投票中，25岁至28岁是大多数网友的理想结婚年龄，而25岁前结婚的占比仅为6%。

之所以选择晚婚，来自工作、购房、教育的经济压力是主要原因，占比接近60%。

网友栗子在评论区表示，现在结婚成本过高，礼钱动辄几十万，办婚礼十几万，买个房也至少上百万，而作为90后，自己也不过刚刚踏入工作岗位。

此外，不愿将就也是年轻人推迟结婚的原因之一。

1976年出生的方建，在福建厦门独立经营一家净水器公司。46岁的他谈及至今未婚的原因，直言，早些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，不着急找对象。拖到这个岁数好像也慢慢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，反倒觉得“宁缺毋滥”，更加执着于找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另一半。

除了晚婚外，适婚单身人群中持“不婚”观念的人数也日渐增多。

去年八月，艾媒咨询发布《2021年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》，在其抽样调查的3893位单身者中，坚定的不婚人群占比约4%，其中一线城市30岁以上的女性不婚者占比更高。

报告反映，“不婚”者出现在高学历、高收入人群中的比例更高。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、在生活中悦己舒适，形成了一种“单身者自洽”的状态。

不过，“不婚”并不代表拒绝任何情感关系，该人群中也有13%的比例处在积极寻找伴侣的状态中。

“虽然说我已经习惯了独居的生活，但下班以后，一个人回到黑漆的家里偶尔也难免觉得寂寞。”46岁的方建坦言，自己心里对婚姻依旧抱有期待，“平常遇到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便觉得身边少个人分享，特别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，孤独感会更加强烈。”

现代化程度滞后于初婚推迟水平

除了上述原因外，社会现代化程度也是考察婚姻变迁的重要因素。

“初婚推迟”原是在西欧国家首先出现，伴随着现代化同步发生，是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协调统一下实现的自发转变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

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的研究，中国“初婚推迟”的现象与社会现代化发展并不同步，社会现代化程度滞后于初婚推迟水平。

从数据上看，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初婚时平均单身年数(Singulate Mean Age at Marriage，SMAM)在2000年同时达到计划生育政策倡导的晚婚标准(男性25岁，女性23岁)，可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，高等院校入学率不足8%，城市化水平也刚过35%。且45～49岁的未婚比例不足4%，“推迟”程度较轻。

相较之下，加拿大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单身年数在1979年便达到同样水平，45～49岁的未婚比例约为7%，但加拿大当时的人均GDP已突破10000美元，高等院校入学率超50%，城市化水平达到75%以上。

法国与丹麦则在1970年达到相同“初婚推迟”水平，但人均GDP、高等院校入学率与城市人口比重也均高于中国。

陈卫教授表示，在21世纪初期以前，现代化并非是导致中国初婚推迟的主要因素。受法律和政策的影响，初婚起跑线被强制改变，这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发生的超前推迟。

部分亚洲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

无论是越南、泰国，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和韩国皆是如此。1970年，韩国男性的平均单身年数达到27岁，早于不少西方国家，但韩国当时的人均GDP仅279.3美元(彼时加拿大人均GDP约为18937美元)。

但到了后期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差距逐步缩小。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，文化观念的传播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，从而进一步加速初婚推迟。

目前，我国与其他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，高等院校入学率和城市化水平也显著提高，特别是我国高等院校入学率，基本超过同一初婚推迟年龄上的其他所有国家。 与之前相比，中国现阶段的初婚推迟与现代化程度更加相契。

初婚年龄仍早于国际社会

尽管我国初婚年龄有所推迟，但相较于其他国家，中国男性和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更早、已婚的比例也更高。

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等在一项研究中提到，在25～29岁的中国男性和女性中，有超过一半和接近四分之三的人已经步入婚姻，该比例除与俄罗斯较为接近外，远高于其他国家。

而同样的年龄段在英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这几个欧洲国家中，仅有约15%的男性和约30%的女性有过结婚经历，60～64岁群体中的不婚率更是接近 10%。

晚婚之后的利与弊

社会晚婚程度的持续加深，是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进的必然结果。多份数据表明，此种婚姻模式将会对人口结构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，但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单身经济的兴起。

在人口结构上，晚婚引发的后续效应：一是出生人口数量持续减少，出生率降低。

据估算，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，将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约8%。尽管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，我国次年出生人口数上升至1786万，但动力明显不足，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，2019年为1465万。四十年间(1979-2019年)，我国人口出生率已从17.8‰下降至10.5‰。

二是随着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，人口结构将进一步趋向老龄化。

数据显示，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.2%。(按照国际通用标准，当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%，即表示进入老龄化社会。)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不仅加重社会养老负担，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国家财政。

尽管如此，晚婚晚育对社会来说，也并非百弊无利。其对促进单身经济具有正面的拉动作用，为社会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据尼尔森数据显示，单身群体在就餐、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，同时他们也更加注重自我投资，具有追求高品质、高质量、高消费生活的倾向。

iiMedia Research在早前发布的《2021中国单身群体消费行为调查及单身经济趋势分析报告》中指出，单身人口和独居人口的增加，催生了一人居、一人食、一人游的“一人经济”市场，“单身火锅”“单身公寓”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相应推出。

此外，许多城市的单身白领还倾向于选购小型电器，这也使得小型家电需求逐年递增，市场潜力日渐显现。伴随单身人群的增长，该群体的消费行为受到更多关注，单身经济热度也将持续攀升。

综上来看，我国的婚姻模式正逐渐过渡为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之间的晚婚普婚模式。尽管近年来婚姻总体呈现“聚少离多”的趋势，但在世界范围内，婚姻稳定度仍处在较高的水平。未来，伴随现代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，我国初婚仍然存在较大的推迟空间。